问答四则：处女情结、仲大军打人、物极必反、城市歌曲
最近受邀在「悟空问答」上答题。因为时间精力有限，只能浮光掠影点到为止地回复，许多细节有待展开详细论述。不过毕竟敝帚自珍，觉得可以先把一得之愚记录在此。今天收有对以下四道题的回答：
1. 《欢乐颂》里应勤和邱莹莹分手，谁对谁错谁有理？
2. 网曝经济学家仲大军地铁猥亵殴打女乘客，你怎么看？
3. 「物极必反是事物变化的普遍原理」，此言正确吗？
4. 为什么有《北京》、《成都》这些歌，没有《苏州》、《深圳》之类呢？
之前的问答见：
《问答四则：崔永元开卖、同志家长相亲、女德讲座、大学禁止情侣搂抱》
《问答四则：同婚还是废婚、适合在一起吗、伍继红事件、共青团管脱单》
《欢乐颂》里应勤和邱莹莹分手，谁对谁错谁有理？
我没有看过《欢乐颂》，但时常听到身边朋友谈论。如果所记不误的话，应勤和邱莹莹分手，始于前者的处女情结。
时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处女情结说不上有什么好坏对错，只是个人的偏好而已。你接受不了男方有处女情结，你别和他在一起不就得了，干嘛要去批评人家。说不定有的处女还就喜欢男人有处女情结呢。」
这样的说法蕴含一种惯常的错误：「只要是个人偏好，就没有好坏对错之分」。其实，偏好当然是可能有好坏对错之分的；具体到处女情结上，这就是一种典型的错的或者坏的偏好。
处女情结并不是「喜欢喝咖啡还是喜欢喝茶」、「喜欢甜粽子还是喜欢咸粽子」这种纯粹私人口味式的偏好，而是社会偏见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内化的结果，反映的是男权文化长久以来对女性的物化态度：女性是男性施加性行为的被动对象，是等待男性声索和占有的战利品，一旦被「占有」和「转手」之后，其「品相」便遭到玷污，其价值自然也随之遭到贬损。无论有处女情结者在别的方面多么「尊重女性」或者有「骑士精神」，对女性的物化态度本身毫无疑问是对女性人格与尊严的漠视。
恰恰因为处女情结是男权文化的直接产物，这种偏好的持有者才会如此声势浩大且理直气壮；同理，没有人会真的以为「处男情结」是一个广泛存在的、值得花时间讨论的社会现象（不像「甜粽党」和「咸粽党」之间却是势均力敌的关系）。而持有处女情结者的声势浩大与理直气壮，包括旁人「处女情结是个人偏好所以没有什么好坏对错可言」式的辩护，本身又强化了既有的社会文化，令女性被物化（以及非处女被污名化）的程度益发严重，形成恶性循环。换言之，持有处女情结者，一方面是男权文化洗脑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又成为了男权文化的共犯。
还有一些人，为了替处女情结辩护，而发明出诸如「先父遗传」之类的伪科学理论。倘若因为相信这些伪科学理论而持有处女情结，那么这种「个人偏好」便是无知的产物，自然同样糟糕不过。
网曝经济学家仲大军地铁猥亵殴打女乘客，你怎么看？
从两人事后的陈词来看，这件事的是非曲直已经足够清楚。就文字而言，女生在其陈词中，对基本事实的叙述清晰直接、合乎情理，而仲大军的陈词则遮遮掩掩、回避关键情节；但即便抛开所有争议之处不论，双方都认可的事实是，仲大军动手打人了，而且不止动手一次，因此就算在其它情节及其性质的认定上存在争议，仲大军都有过错在身。
这种情况下，他在其陈词中不但毫无内疚道歉之意，反而理直气壮地为自己打人的行为开脱，将对他的批评上纲上线到「刻意制造两代人的仇恨，刻意制造网上暴力，刻意煽动社会仇恨」的地步，如此行径，足以为人不齿。而仲大军的陈词能够得到那么多人（尤其他的许多同行和同道）的叫好与支持，不得不让人注意性别与声望所蕴含的权力在此间扮演的作用。
在打人这部分情节之外，性骚扰情节的存在与否相对而言争议较大。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性骚扰情节同样存在。
不过这里除了近年日益受人重视的公共场所性骚扰问题本身之外，我也想顺便提一下另外一个平时比较受人忽视的视角。近年来对阿尔兹海默症（旧称「老年痴呆症」，但这一名称因污名化效应太过强烈，已遭学界弃用）以及失忆症的研究发现，这些病症的患者在病情的早期和中期，会时不时地展现出不恰当的、令他人不适的性举止（比如在公共场合暴露私密部位、对自己晚辈以及身边陌生异性做出带有性意味的举动，等等），而自己对此并无意识。
仲大军的年龄，令我隐隐有些怀疑，其性骚扰的肇因是否与病理有关。当然这里需要声明的是：我不是专业的研究者，也缺乏足够的一手资料，此处对本案可能的病理因素只是纯粹的联想和猜测，并无为其开脱之意。只不过对老年人不恰当性举止的肇因更深入的研究与认识，或许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防范类似事件的发生。
「物极必反是事物变化的普遍原理」，此言正确吗？
这个句子本身毫无意义，稍微用心就能找出无数反例，从哲学层面根本不值得严肃对待。值得讨论的是类似这样毫无价值的断言如何被作为哲学「原理」得到广泛接受，以及这种接受造成的社会后果。
从源头上说，「物极必反是事物变化的普遍原理」是对恩格斯「唯物辩证法」的庸俗化理解，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则来自他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太高明的理解与整合（同时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理论本身又各有各的问题）。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辩证法这些哲学理念背后的种种争论，详细辨析起来需要很长的篇幅，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在恩格斯提出唯物辩证法之后，列宁、卢卡奇等人各自根据自己的理解做过质量或好或坏的阐发，最终在1930年代由斯大林「集大成」，授意属下的御用文人写出《辩证与历史唯物主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意识形态通俗小册子及其它教科书，将被斯大林庸俗化了的唯物辩证法作为苏联义务教育内容的一部分。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意识形态上对苏联老大哥亦步亦趋；即便中苏决裂后，出于种种原因，哲学普及教育仍然因循守旧，以至于「物极必反是事物变化的普遍原理」之类教条迄今流害无穷。
这类庸俗化的哲学教条，对中国人的心智产生了极大的危害。本来哲学是一门反思的学问，哲学普及教育是提高分析能力与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上佳方法，然而对官方教条的死记硬背，却与哲学反思南辕北辙。与此同时，固步自封于特定时代的教条，对二十世纪以来哲学领域专业化之后的极大发展闭目塞听，也令中国的哲学研究一度成为世界的弃儿。
最后，富有中国特色的「民哲」现象，也与国人从小遭到庸俗化的唯物辩证法灌输有关：许多人因为从小接触的「哲学」教条质量低劣、破绽重重，而产生了不切实际的自负，觉得自己稍一动脑即可创造出一套全新的「哲学体系」，成为开天辟地的思想家，浑然不知真正的哲学研究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我在北大哲学系时，系办公室每天都能收到许多「民哲」自费印刷的「哲学著作」，希望自己这匹千里马能够获得北大哲学系哪位伯乐的青眼。帮忙把这些水平不堪入目的「哲学著作」称重卖给收购废纸的小贩时，实在为这些人把大好生命浪费在白日梦上痛心不已。
为什么有《北京》、《成都》这些歌，没有《苏州》、《深圳》之类呢？
「汪峰有《北京，北京》，赵雷有《成都》，怎么没有诸如苏州，深圳，南通，石家庄，东莞等这些地方的歌呢？」
——这个问题隐含的事实假设本身就是错的。这些城市其实都有自己的歌曲，比如苏州有《苏州好风光》，深圳有《深圳恋歌》，石家庄有《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诸如此类。事实上，只要你在搜索引擎的搜索框里输入关键词：城市名+「歌曲」，大概能给全国绝大多数有点名气的城市找到以其命名的歌曲。
问题在于，这些歌曲里的绝大多数，虽然歌名里包含城市的名称，但内容都如一个模子里刻出来那样，稍微调换一下地名，就可以套用到其它别的任何城市上。比如汪峰的《北京，北京》，要是一开始写成《上海，上海》，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区别。赵雷的《成都》，就其情调与意境而言，完全是八九十年代《小芳》之类老歌的套路。还有其它什么《深圳恋歌》之流莫不如此。当代绝大多数男歌手对城市生活以及城市两性关系的想象力，实在贫瘠得令人发指。
比较别致的城市歌曲当然也有。《苏州好风光》虽然是主旋律歌曲，但调子来自江南民歌，又是用苏州方言演唱，故而能够保留浓郁的地方风情。而万能青年旅店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以重金属摇滚的形式直击日常的苦闷与躁郁，也比赵雷式的无病呻吟耐听得多。